“灯火万家城四畔，星河一道水中央”，这是白居易的《江楼夕望招客》中的诗句。夜色来临，街衢巷陌次第点起的灯火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百姓是否安居乐业，为官者是否心怀百姓，为其营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。悠悠历史长河里，有几则与灯火相关的故事，读起来能使人有所思察。

　　宋代有一地方官名为田登，做派蛮横霸道，因其名有“登”字，所以要求一州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都要避讳“登”字，甚至与之谐音的字也要避讳，否则就要被治罪，不少吏卒因此受到鞭笞。上元有观灯之俗，到了上元前夕，官府贴出观灯告示，但由于怕触怒田登，执笔小吏只好将“灯”改作“火”，张贴出来的竟是“本州依例放火三日”，令客商和当地百姓大感恐慌。这则故事记载于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，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一语即从此故事而来。田登官气十足，为了避自己的名讳，就强夺百姓“点灯”的说法，可见其平时对百姓又有多少克扣盘剥之举。

　　田登不许人提“灯”而遭人愤恨，宋代还有个叫刘瑾的地方官则是向百姓摊派捐灯落下骂名。他上任不久，就到了上元佳节，为了粉饰门面，他下令无论贫富人家，每户一律捐花灯十盏。对于富户而言，这当然没什么压力，可对于贫寒百姓而言，这就是沉重的负担。很多百姓叫苦连天，不知如何应对。有一个叫陈烈的读书人，写了一首《题灯》诗对此事予以抨击，同时道出了百姓的心声：“富家一碗灯，太仓一粒粟；贫家一碗灯，父子相聚哭。风流太守知不知？惟恨笙歌无妙曲。”据说，刘瑾还算是闻过而改的人，他读到诗后心生悔意，最终取消了这一政令。

　　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应是为官者的本分，田登与刘瑾在百姓灯火问题上显然没做到这一点。汉代，有一位太守做出了不同的选择，令百姓称赞不已。

　　汉章帝建初年间，廉范担任蜀郡太守。当时成都经济富庶、城市繁荣，木质楼房鳞次栉比，距离甚窄，屡屡发生火灾，常使房屋连片烧毁，所以官府颁布晚上不准用火的禁令，给百姓造成诸多不便，结果人们在偷偷用火时引发了更多火灾。廉范了解到这一症结后，大胆转换思路，废除了晚上不许用火的政令，但同时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备好水，以便及时扑火，最终治理效果明显。蜀郡百姓还创作了一首民歌赞颂他，“廉叔度，来何暮。不火禁，民安作。平生无襦今五袴。”叔度是廉范的字，由于晚上用火可以多做活计，促进百姓收入增加，从穿不起短衣，到拥有五条裤子，这些变化都是廉范施政所致。

　　凡清官廉吏，皆重视改善民生，固根本、计长远。唐代名相宋璟仕途跌宕，曾被贬岭南，任广州都督。当地居民多年来建造房屋多以竹茅为材料，所以房子容易遭遇火患，一场火烧下来，不仅财产损失重大，而且经常伤及人命。

　　宋璟想出了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他令人教授当地百姓烧瓦技艺，长年累月下大力气逐渐改变用竹茅建屋的习惯。用砖瓦盖起的民居与店肆，不仅减少了火灾延烧之祸患，而且更加牢固美观，百姓居住环境得到改善。百姓发自内心感激宋璟，在其回京任职后，为他立了一块“遗爱碑”，让子孙后代不忘其恩德。宋璟却立即禀奏朝廷请求拆毁，并称此风不可长。后来，宋璟身居高位，选贤举能、刑赏无私，参与开创了开元盛世。他本人因善政善治令人心悦诚服，朝野誉其为“有脚阳春”。

　　“得一官不荣，失一官不辱，勿道一官无用，地方全靠一官；穿百姓之衣，吃百姓之饭，莫以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。”为政者责任重大，一条条政令关乎民生福祉。如此看来，似豆般的一盏灯火亦绝非小事，静谧祥和的万家灯火便是太平人间。（屈四东）